格里戈里耶夫在反驳杜勃罗留波夫关于戏剧家只是揭露社会的专横(实际上应该指专制)现象时认为:“艺术家怀着同情心深刻地描述了滞留在某时、某地的奇怪的生活关系。想要表达所描述的全部这些关系的意义, 专横这一词汇是太窄了, 而讽刺家、揭露者、消极作家的名字对于他, 对于这位描述丰富多彩的各种民间生活的诗人来说也很不合适……这位作家, 这位伟大(尽管有不足之处)的作家不是讽刺家, 而是人民的诗人。能够说明他的创作活动的词不是‘专横’, 而是‘人民性’。只有这个词才是理解他作品的关键。”洛巴诺夫指出:“一个个字, 一句句对话, 一件件生活琐事, 总之, 就是生活本身在不断展示出来, 展示出生活洪流中转瞬即逝、无法捉住的东西, 这些东西一出现就像水似的渗入了时间的沙土。但是十分奇妙的是, 从这些迅速消逝的东西中, 从这些谈话和生活琐事中, 从这些似乎是偶然的相会、事件以及人物之间的友情与敌意中产生了一种本质的、牢固的东西, 它具有自己的逻辑, 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内在意义及其隐藏在这种关系中的但能体会到的潜在力量。一切偶然的和琐碎的东西都会消逝, 而一切本质的、典型的东西就成了艺术的奇迹并将永世长存。”史坦因认为:“他的优秀作品提供了一幅俄罗斯社会的巨型画图, 照它的宽度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解深度来说, 这幅巨画较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亦无逊色。”堪比《人间喜剧》的社会生活巨型图画, 正是其作品生活化的生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