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说第二个层次。陶行知研究的具体方法是不少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正确处理原有方法与新增方法之间的关系。历史方法、经验方法和比较方法是我们过去常用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迄今并未过时，仍然大有用武之地。运用得当，将对陶行知研究作出新的贡献。且以比较方法为例，以往我们对之理解和运用都有不少问题。就陶行知与中国教育家的比较而言，只重视了陶行知与王阳明、胡适的比较研究，却忽略了陶行知与孔子、墨子、颜元、蔡元培、晏阳初、陈鹤琴等人的比较研究；就陶行知与外国教育家的比较而言，只重视了陶行知与杜威的比较研究，却忽略了陶行知与裴斯泰洛齐、孟禄、克伯屈等人的比较研究。如果今后我们注意运用比较方法，对此多作一点研究，一定可以加深我们对陶行知与中外文化关系的认识。
话又说回来，仅仅凭借原有方法研究陶行知，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根据研究的需要，大胆地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发生学方法、系统方法、结构方法、文化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解释学方法等，以弥补原有方法之不足。比如，在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发生过程时，不妨尝试一下发生学方法。发生学方法主张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研究对象的生长点进行动态的、实验的综合研究。据此，我们可从社会土壤、时代环境、文化背景和理论来源诸方面，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生长点作动态地考察，以弄清其起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又如，我们可以借鉴系统方法对生活教育理论作新的认识。这里所说的系统方法，是从系统观点出发，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对象、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6]依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从以下五方面对生活教育理论展开分析：（1）以生活教育理论的整体性作为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2）对构成生活教育理论的诸要素（或子系统）作具体分析。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生活教育理论可被视为一个包括诸多要素（或子系统）的大系统，它由“生活即教育”（本体论）“社会即学校”（领域论）和“教学做合一”（方法论）这三大要素（或子系统）构成。这三者各具其结构和功能，在这三者之下还有更多、更小的要素（或子系统）。（3）探讨生活教育理论（系统）与现代中国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认识前者对后者的适应性。（4）弄清楚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教育以及与西方教育理论的关系，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趋势。（5）在对上述方面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察，达到对生活教育理论的总体把握。采用系统方法研究生活教育理论，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只重部分研究、忽视整体考察的倾向，摒弃“分割研究”的作法，使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生活教育理论的性质、特征、内容、结构和功能，认识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再如，既然生活教育理论是一种具有某种结构的理论系统，那么，我们不妨用结构方法对之进行分析。结构方法有一个基本思想，即“关系在方法上要比因素占首要地位”，强调“关系”在系统中起决定作用。这一点提醒我们，在生活教育理论中，占首要地位的，并非“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三个单独存在的“因素”，而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把三者孤立地分开来认识，而应将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才具有三者孤立分开时所没有的整体意义。这三大“因素”应如此，其他更小的“因素”，如具体教育思想（包括幼儿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和具体教育作法（包括小先生制、工学团等）也应如此。只有将它们放到生活教育理论的系统中，考察它们与生活教育理论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其各自的独特内涵和整体上的全新意义。此外，我们还可借鉴文化学方法，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潮流、总趋势中，从中西文化大撞击、大融合中，考察陶行知出现和思想形成的社会土壤、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弄清这些方面对他及其思想的影响，探讨陶行知及其思想中的文化心理内涵，揭示他的本质特征、精神内涵及其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过去我们极少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陶行知，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陶行知。从这一角度分析陶行知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长期以来，陶行知研究的基本“范式”是一种政治泛化的“范式”。其特点是：一是把政治参考系作为唯一的参考系；二是把政治标准作为评判教育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三是以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教育史的分期。在这种“范式”的指导下，我们往往侧重从政治角度对陶行知道路作政治定性的分析，即说明陶行知从进化论者向阶级论者的转变，从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这种分析是符合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实际的，但仅仅停留在政治分析，甚至以此代替文化分析，就易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把陶行知早期的思想判定为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就难以真正认识这个时期陶行知反封建的民主、科学思想的巨大意义。如果今后我们更加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去思考，将陶行知研究的重心转移到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上去，我们一定会有许多新收获。当然，像人格心理分析方法、精神分析方法、符号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和接受学方法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都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运用到陶行知研究中去，以开阔眼界，活跃思想，提高陶行知研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