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与人们对家庭功能的认识有关。一般研究者都将家庭看作个体获得社会技能及社会性发展的主要背景而忽略其对儿童认知发展的作用，所以家庭研究者主要考察亲子沟通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Root & Jenkins，2005; Granic & Lamey，2002; Lambert & Cashwell，2004）。维果斯基及其后的社会建构主义学者却指出，家庭也是儿童认知和学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背景，亲子沟通是儿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重要过程，尤其亲子沟通中父母的“脚手架”功能更是儿童认知和学业表现的重要预测源之一（Hodapp，Goldfield & Boyatzis，1984; Biringen & Robinson，1991）。越来越多的教育心理学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家庭对儿童认知的作用，探讨了认知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在家庭环境中的获得过程（Portes，Zady & Dunham，1998; Tenenbaum & Leaper，2003）。Gauvain（2001）指出可以用社会文化方法理解个体智力发展，并强调人们之间的互动等社会经验能够帮助儿童理解影响人们行动的符号和价值观。例如，儿童在与成人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观察成人利用街道标志、商品标签和说明书、钟表等达到某个特定目标，而逐渐将这些社会过程转化为其心理过程，这部分知识（通常被称为表征工具）将成为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文化工具。可见，儿童文化工具的获得离不开与成人的交往，而且这种工具的获得通常不是发生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更多的是儿童在与父母的沟通与互动中以非正式方式习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