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世纪，一些知识分子为民代言，为民生鼓呼。魏晋之际的鲍敬言设计了一个“无君无臣”的乌托邦。他把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比作獭食鱼、鹰吃鸟的关系，“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而当时的统治者大肆聚敛，造成老百姓贫困，“夫谷帛积则民有饥寒之险，百官备则坐靡供奉之费，宿卫有徒食之众，百姓养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给已剧，况加赋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饥。”老百姓忍饥挨寒，连基本的民生都难以保证，鲍敬言故提出要消除徭役、赋税和掠夺，“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人人过着劳动、幸福的生活，“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8]民生无忧，岂不乐哉。
宋元之际，思想家邓牧提出一种与鲍敬言的乌托邦颇为类似的理想。他尖锐地抨击了统治者，认为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不劳而食的害民贼子，是吃人的野兽。而要保障广大老百姓的基本民生需要，他主张“废有司，去县令”，使天之生民，人人能够从事一种职业，自食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