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一月二十日，由于刚刚解放的天津又发生涉外事件，毛泽东再次致电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再次重申外交大权在中央。
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基石是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盟友关系。这不仅是为新中国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为国际大背景所必需的。另外，毛泽东虽说从理论上多次阐述了未来新中国的性质，但如何着手确立新中国大厦的蓝图，在他的心中还不是很有把握的。为此，他在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东渡黄河之后，就决心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看，与当今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斯大林进行晤谈，除去了解昔日中苏两党关系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功过，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内政建设经验的同时，确定中、苏结盟的外交格局。由于斯大林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心是：发起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线上的决战，故不赞成作为统帅的毛泽东在此时此刻访问苏联。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看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实质上就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进行战略决战的结束。因此，毛泽东在借撰写新年献词——并向全党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前后，他再次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访问苏联。事有凑巧，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文：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去。